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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空新闻电视台：为什么美国针对华为、针对您的家人方面这么激进呢？任正非：这几十年来公司内部对我的评价，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妥协派，因为我在公司总体是比较软弱、妥协的，在公司实际扮演着一个傀儡角色，并不是强势领导者，强势领导者是常务董事会。我们这个体制是向英国学习的，“王在法下，权在议会中”、“君主立宪、皇权虚设、临朝不临政”，我拥有的是否决权。可能美国看到我不起什么作用，摧毁我比较容易，结果是它没想到的。我本来以为自己不坚强，事到临头了发现我还是挺坚强的人。我认为，在这个关头，妥协也是没有出路的，唯有把华为公司做好，真真实实体现为全世界人民认真服务，体现它的价值出来。可能我自己和家庭是要作出一些牺牲的。

对于中国经济为什么缺乏内生增长动力，于泽认为，这与中国传统制造业发展得太好有关。“这个观点看起来是一种悖论。”于泽表示，因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创新体制是产能扩大型，在这种模式下，随着产能扩大型技术进步，产品价格会迅速下降。这原本会使资本转移到新兴产业以实现产业升级。但我国产业升级缓慢，资源转移不畅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产品价格下降将直接导致企业利润下滑。为了应对这种状况，企业必定会扩大生产。这就导致资源一直在传统制造产业内循环，无法转移到新兴产业。于泽认为，中国目前尚不能满足资产价格重估、人力资本培训和高额固定成本等产业大规模产业转型的前提。

中国是最明显的例子。但更敏感脆弱的大概是德国。德国的贸易顺差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%，而且德国的工厂无法承受所有订单的突然失去。除了这两个国家外，还有很多国家也有巨额顺差，可能遭受重创，比如日本、韩国以及欧洲的荷兰和瑞士。这些国家最好全都避开。

邱勇还回忆了2007年杨振宁夫妇出版了《曙光集》，在11年后杨先生本命年之际推出这本《晨曦集》，“我们希望第三本不要再等11年。”杨振宁则笑称，“邱勇说我居然还想活到108岁，我希望到100岁的时候出一本《天大亮集》。”他的幽默回应立即引来全场大笑。

林郑月娥说，一部分人用暴力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，罔顾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；更严重的是部分极端分子已经令事件变质。有人污损国徽，甚至把升起的国旗拆下来丢落海，他们扬言要“搞革命”，要“光复香港”。这些行为已经远远超越原来的政治诉求，这些挑战国家主权，危害“一国两制”的违法行为会摧毁香港的繁荣稳定。

这样的城市改造、老城更新，丹麦经验丰富。上世纪80年代后，随着制造业的转移，哥本哈根经历了深刻转型：工业生产衰退，厂房、码头、港口废弃，城市功能单一、活力不足……。此后，哥本哈根通过以多元功能为导向促进中心区复兴，以市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旧街区改造，以文化产业为导向推进滨水区再生等措施，实现城市更新。如今，哥本哈根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宜居城市。